对话丨羽协主席张军：巴黎奥运 国羽剑指五金******
2019年苏迪曼杯，中国羽毛球队夺得冠军。图片来源：Osports全体育图片社2017年5月28日，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卡拉拉体育馆。
携“六连冠”之威的中国羽毛球队决赛憾负老对手韩国队，痛失苏迪曼杯。东京奥运周期首场团体国际大赛以失利告终，让年轻的国羽在遗憾和质疑中重新起航。
颁奖典礼上，张军与“搭档”夏煊泽破天荒地与队员们一同站上亚军领奖台。他说：“成功时我们不一定要在，但失利时我们一定要陪着队员。”
此时，距张军出任中国羽毛球队双打组主教练仅过去一个月。
资料图：张军。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里约奥运会后，执教中国羽毛球队24年的李永波卸任总教练一职，张军、夏煊泽分别出任双打组和单打组主教练，国羽迎来“双核时代”。
职业生涯荣膺奥运双冠、执起教鞭又培养出三对奥运冠军组合……从运动员、教练员，到国羽的擎旗者，彼时彼刻走下领奖台的他需要面对的，是亟待调整与重组的队伍，是愈发错综复杂的羽坛格局。
工作千头万绪，时间刻不容缓，承载着历史荣光的中国羽毛球期待着这位“新人”如何作答。
“毫无疑问，东京奥运会的难度肯定会高于里约，但我愿意接受这个挑战。”2019年1月，张军当选新一届中国羽协主席。尽管前路遍布暗礁险滩，他“与球队站在一起”的承诺始终如一。
自1992年羽毛球被正式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以来，中国羽毛球队历经风雨，但也从未遇到过如东京奥运周期这般严峻、复杂的备战形势。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原有的赛事体系受到冲击，迫使备战策略不断调整，队伍面临的挑战无处不在。
四年来，中国羽毛球队不仅完成队伍的提档升级，更在连续18个月缺席国际比赛的情况下，一往无前强势闯入东京奥运会全部五项决赛，最后捧回2枚金牌和4枚银牌。
时光列车疾驰而过，在竞技体育这条千军万马奔涌向前的航线上，中国羽毛球队迎来史无前例的巴黎奥运三年备战周期。
资料图：中国羽毛球女队。图片来源：视觉中国新赛季征战至今，面对密集赛程，国羽顶住压力取得多线突破，并在世锦赛上夺得2金1银2铜，位列所有参赛队第一。与此同时，在男单、男双战线，队伍仍需寻求提升和突破。
如今巴黎奥运周期已经进入最后两年，如果以每年为刻度，国羽在备战方面有着怎样的计划？五个单项又将分别如何向最终的目标发起冲击？
近日，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张军在与中新体育的对话中，剖析队伍备战巴黎奥运会的“机”与“危”。
本赛季总体表现不错
盼年轻队员成长
中新体育：新冠疫情让世界羽联原有的赛事体系受到冲击，多个赛事延期影响球队的备战节奏。为了备战巴黎奥运会，国羽做出了哪些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经历值得分享？
张军：疫情以来，多场国际赛事接连延迟和取消，确实打乱了队伍训练和参赛节奏，为了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整支队伍一直处于动态调整之中，打破了不少常规做法，建立了许多弹性规定。
今年我们在泰国清迈建立海外集训基地，队伍比赛结束后直接去基地训练，我们也派了专员先行抵达基地安排防疫、食宿和训练；队伍抵达后，所有人统一管理，专人负责外出采买，最大可能降低感染的风险。
主观上，我们也非常重视队伍的心理状态调整。长时间的封闭训练的确带来一些压力，教练组也在尽可能地优化训练，丰富业余生活，定期与队员进行沟通，发现并调整潜在的心理波动。
要说最特殊的经历，莫过于今年我们在海外接连参加14站比赛。赛场上形势瞬息万变，赛场下整支队伍的衣食住行也面临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例如：目的国在我们登机当日对疫苗接种规定进行了调整，部分人员因不符合新规定而无法登机。我很清楚记得大家当时并没有过多沉溺在抱怨和责怪的情绪中，国内外的工作人员积极向使馆、组委会、机场负责人展开求助，最终得以顺利登机。类似的突发情况常常打得我们措手不及，但困境之下，方能体现集体的意义，种种风波让队伍的团结性和凝聚力明显增强。
资料图：东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子单打，中国选手陈雨菲获得冠军。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中新体育：新赛季征战至今，面对密集赛程，国羽顶住压力取得多线突破，并在世锦赛上夺得2金1银2铜，位列所有参赛队第一。回顾巴黎奥运周期第一年，如何评价队伍表现？
张军：2021年8月至今，我们经历了两次汤尤杯、两次世锦赛、一次苏迪曼杯和一系列的公开赛，我认为队伍的总体表现不错。赛场上你追我赶、有得有失，难以预料，这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但相比聚焦于某一场或几场比赛的结果，我认为队员的实力和状态调整，队伍场上和场下的精神面貌，队伍人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这都将发挥更为持久的作用，助力队伍冲击巴黎。
当然，有经验的队员如何保持住状态，年轻队员如何加速成长为强大的后备力量，也是我们目前急需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中新体育：里约奥运会后，中国羽毛球队面临新老交替，全队齐心协力不断取得佳绩。如今队伍在部分项目上也面临需要新人站出来的局面，您对于年轻球员有着怎样的期望？
张军：年轻队伍个别有亮点，但整体表现与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受疫情影响，年轻队员无法在国际赛场上考察自己的训练成果，对竞争对手的实力和打法了解甚少，比赛的经验和心理历练都非常欠缺。
队伍也非常重视这一问题，积极争取明年在国内举办低级别赛事，同时输送更多年轻选手参加国际赛事。期待年轻队员明确自己的目标，树立想赢的信念，培养能赢的实力，兼备不怕输的勇气，把握好每一次参赛机会，成为巴黎奥运的强大后备力量和洛杉矶奥运的中坚力量。
资料图：谌龙与石宇奇在全运会赛后握手。中新社记者 毛建军 摄巴黎奥运
剑指五金
中新体育：度过东京奥运史无前例的五年备战周期后，又迎来了短短的三年巴黎奥运备战周期。您如何看待在这一“长”一“短”节奏转化中，带给队伍的“机”与“危”？
张军：疫情突然爆发，让我们被迫进入漫长的五年备战期，起初对我们的队员的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焦虑紧张的情绪比较明显。但东京周期拉长也意味着我们多了一年准备的时间，队伍也很快适应了这个节奏，放平心态，投入正常的训练中，在东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三年的巴黎备战期对于中生代的运动员相对有利，备战时间缩短意味着年龄和伤病给他们造成的影响也会减小，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大有可能仍旧是巴黎奥运会的主力，有了此前的奥运参赛经验这批队员的心理状态也能相对平稳，因此，中生代的运动员仍具备超强的夺金实力。
对年轻运动员来说，这就意味着成长和历练的时间被压缩。据此，我们备战的计划也有所侧重，对于巴黎奥运周期的核心队员，我们将重点保障他们的比赛和身体状态，合理安排奥运积分周期的参赛计划。对于年轻队员，我们也将鼓励他们多参赛，给予他们展示实力和向前辈发起冲击的机会。
中新体育：如今巴黎奥运周期已经进入最后两年，如果以每年为刻度，国羽在备战方面有着怎样的计划？五个单项又将分别如何向最终的目标发起冲击？
张军：虽然国际羽坛形势复杂，各个项目都有来自其他协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但国羽在巴黎奥运的目标依旧是冲击五金。
2022年我们的海外参赛计划就是让队员适应比赛节奏，多挣积分，以更有利的排名进入巴黎奥运积分周期。
2023年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打好奥运积分赛，为巴黎奥运会争取更有利的位置。同时培养国家少年队、青年队和集训队的年轻队员，做好梯队建设，为洛杉矶奥运会作准备。
陈清晨/贾一凡组合在比赛中。图片来源：视觉中国男单方面，石宇奇禁赛又复出、李诗沣和翁泓阳在赛场上实现突破，男单的起伏变化令人揪心。接下来，男单组将通过更多比赛，查漏补缺，有经验的队员重点在提高并维持竞技状态，年轻队员力求打磨技巧，寻求突破，希望大家能给男单多一点时间和信心。
女单方面，我们已逐渐形成了集团优势，五位女单均具备世界一流选手的实力。世界前十选手如何稳固比赛表现，其他年轻选手如何向顶尖高手发起冲击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点。
男双方面，东京奥运会后，两位男双选手退役客观上给男双组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教练组研究后很快对男双进行了重组。经过这半年的考察和历练，目前已确定了六对男双作为第一梯队冲击巴黎奥运积分赛。我对男双的发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刘雨辰/欧烜屹在印尼主场突破印尼男双，以替补身份登上冠军领奖台，振奋人心；年轻队员王昶/梁伟铿在日本公开赛(超级750级别)夺冠也带给我们很大的惊喜。他们都具备对抗世界顶尖选手的实力，但是在稳定性、攻击性和连贯性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女双方面，第一女双陈清晨/贾一凡表现愈加稳定，夺冠的实力毋庸置疑；郑雨/张殊贤，杜玥/李汶妹和刘玄炫/夏玉婷也都齐头并进，世界排名全部闯进前二十，但在与世界一流选手对抗过程中仍输多胜少，希望她们能够在巴黎奥运积分周期向世界前八发起全力冲击，增强信心，展示中国女双的真正实力。此外，李怡婧/罗徐敏和谭宁/刘圣书这两对年轻组合也在海外集训，接下来我们也会为她们争取更多参赛的机会，期待她们加入竞争的行列。
混双方面，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十，实力和状态相对稳定。年轻队员，因近两年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积累的比赛经验很少，这是一个迫在眉睫问题。接下来，我们计划让更多的年轻混双选手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比赛，从低级别到高级别，稳中求进，形成混双的集团优势。
资料图：郑思维/黄雅琼在比赛中。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体育：如今世界羽坛格局错综复杂，世锦赛的五枚金牌分别由四个协会瓜分。巴黎奥运周期，世界羽坛呈现怎样的竞争格局？这对于国羽，又提出怎样的新要求？
张军：世界羽坛正处于一个非常健康和良性的发展态势之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国家重视羽毛球项目的发展，世界羽联也在羽毛球的赛事体系和项目本身的推广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目前无论是汤姆斯杯新晋冠军印度，还是老牌的羽毛球强国日本、韩国、印尼、马来西亚，亦或是欧洲的丹麦、德国、英国、保加利亚、荷兰等，许多协会都具备至少一个或两个，甚至三个项目的冲金实力，这就使得比赛愈发激烈、比赛结果更具备悬念。长期来看，这对于羽毛球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大有裨益。
中国队在羽毛球项目上一直具备很大优势，虽然现在并没有2012年伦敦奥运五金那样的压倒性优势，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羽毛球五个单项上会轻视中国队的实力。目前的格局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抓好关键人才的培养，优化人才选拔机制，做好梯队建设，让中国羽毛球长盛不衰。(完)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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