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翻译家”金晓宇的父亲离世 遗体已联系捐赠******

　　中新网杭州1月18日电(张煜欢 钱晨菲)记者从杭州市中医院获悉，1月18日下午，“天才翻译家”金晓宇的父亲金性勇在该院辞世。记者还从浙江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浙江省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协调联系，已经帮助金晓宇父亲完成遗体、眼组织捐献的心愿。

　　去年初，当“躁郁症儿子成为‘天才翻译家’”的故事在互联网刷屏，诸多人感动并好奇于这家人背后的故事，这对杭州父子在媒体报道中开始广为人知。去年1月，中新网记者曾与这对父子面对面，倾听他们过去几十年的别样人生。

　　金性勇夫妻大学毕业后同分配到天津工作，在1972年生下小儿子金晓宇。孩子五六岁时，被同伴用玩具枪射出的针打碎了左眼晶体，瞎了一只眼睛。后来，原本成绩不错的金晓宇在高中时突然厌学，并“性情大变”有了暴力倾向。后被诊断为躁狂抑郁症(躁郁症)，即双相情感障碍。

　　后来，金性勇夫妻俩带着金晓宇回到了杭州。金性勇在接受采访时曾告诉记者，那时给儿子买了英语、日语、围棋、音乐等方面两百多本书籍。为了让儿子生活更充实，他还在1993年花了一万多元买了台电脑。

　　再后来，便是“天才译者”的诞生故事了。金晓宇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开启翻译生涯。

　　但令记者印象最深刻的，仍是金性勇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照顾。这位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地负责收外文样稿，买资料书，打印、寄出校稿等工作……但他从不以自己多年的苦心自居，其最惯常提在嘴边的，始终是儿子的翻译事业。

　　金性勇生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常在想，虽然我是五六十年前的大学生，看起来很难得，但能留下的实实在在的回忆并不多。而晓宇翻译的这些书，是永远可以摆在这里的，以后的人也会读到。这是最令我宽慰的事情。”

　　老人一个人的宽慰，也逐渐成了一群人的共识。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之下，一年来，金晓宇与父亲的生活也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在父亲和多方的积极帮助下，金晓宇逐渐打开自己迎来了新的生活，其继续着翻译事业的同时认识了更多朋友，进一步融入了这个社会。

　　金性勇生前最后的愿望便是捐赠自己的遗体。在记者看来，这也表达着老人对这个社会最后一份珍贵谢意。

　　金性勇生前接受采访时对记者如是说：“我当然有想过，为什么我曾经这么苦？后来我就想，要把自己的心放平，真正做到一颗平常心——得到的东西就是得到的，谁也抢不走；失去的东西就不要去可惜它，那不是你的。”(完)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