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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名人“洗牌”进行时:有人被抓,有人升官 ******

  中新网北京2月3日电(刘星晨)2023年伊始,体育圈并不平静。

  据重庆市纪委监委消息,重庆市体育局原巡视员李亚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李亚光何许人也?他曾作为主教练带领中国女篮获得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亚军。此消息一出,体坛名人被“查”名单上又多一人。

图片来源: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截图。

  但与此同时,也有包括田径名将苏炳添、巩立姣等人“升官”解锁新身份。不知不觉间,一场体坛名人的“洗牌”正在悄然进行。

  有人“被抓,都是什么身份?

  提起“被抓”,或许大家最先想起的还是国足前主帅李铁。“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经历了一个寒冬。

  去年11月底,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原主教练李铁涉嫌严重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资料图:图为中国男足前主帅李铁在场边指挥。

  他也成为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首位被调查的主教练。彼时,距离2009年中国足坛“反赌扫黑”风暴已有13年。此事一出,网友们纷纷问道:李铁被查,会不会掀起中国足坛新一轮“反腐风暴”?

  很快,这种疑问便有了回应。继李铁被查后,中国足坛再起波澜。

  半个月前,据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消息,中国足球协会第十一届执委会成员、原秘书长刘奕,常务副秘书长兼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湖北省监委监察调查。

资料图:陈永亮。图片来源:IC photo

  曾出任过国家队管理部部长、中超联赛部部长等职务的陈永亮被不少资深足球迷熟知。而在中国足坛上次反赌扫黑风暴中,陈永亮曾与主管裁判工作的李冬生有过紧密联系,后者被判入狱。

  然而,体育圈并未就此平静。

  同样是在今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副司长胡光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北京市东城区监察委员会审查调查。

图片来源:网友评论截图

  再到2日晚被调查的李亚光,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先后有多人被查。

  出生于1958年的李亚光曾入选中国男子篮球队,多次参加国际邀请赛、亚洲与世界性比赛。退役转型为教练后,还曾作为中国女篮主教练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亚军。此后,他还曾担任第七届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以及重庆市篮协主席。

  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于2018年退休。

  有人“升官,哪些体坛名将解锁新身份?

  竞技赛场打拼多年后,不少荣誉等身的运动员也在近期实现“升官”,备受关注。

  去年12月召开的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选举中,国乒名将刘诗雯和印度运动员阿昌塔共同当选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这是国际乒联首次产生一男一女两位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资料图:图为刘诗雯在比赛中。 中新社记者 王刚 摄

  已过而立之年的刘诗雯职业生涯斩获过20个世界冠军,2016年获得里约奥运会女子团体金牌。2015年和2019年,刘诗雯两次荣获国际乒联“年度最佳女运动员”称号。

  此番当选后,刘诗雯表示,很荣幸能得到世界各地运动员的支持。“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是一个新的平台,希望我能够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我将继续学习、努力为运动员争取更多的利益。”

  今年年初,中国田径协会公布了第十届执委会名单,百米“飞人”苏炳添、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冠军巩立姣当选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此外,孙海平、丛玉珍作为教练员代表也入选这份名单。

图片来源:中国田径协会网站截图

  其实早在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前,苏炳添便已经“身兼多职”。世界田联运动员工作委员会委员、暨南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广东省田径协会副主席……

  1月14日,中国女篮名将杨力维在社交媒体晒出图片表示,“能够当选本届广东省政协委员,我倍感荣幸。新征程,新挑战,我深感责任在肩并将全力以赴。发挥自身专业优势更好的尽责履职、建言献策。为推动广东省体育事业全面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图片来源:杨力维微博截图

  而据山东省政府网站山东省体育局“领导信息”栏目显示,乔云萍已任山东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作为乒坛名将,乔云萍在职业生涯中曾斩获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双打冠军、全运会混合双打冠军、亚运会女子双打冠军、世乒赛女团冠军等多个冠军。

  执教生涯中,乔云萍先后培养了包括张继科、陈梦、李晓霞在内的多名国乒选手,颇为传奇。

图片来源:山东省政府官网截图

  据公开资料显示,乔云萍在离开教练员岗位后也曾担任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山东省妇联兼职副主席等职务。

  在体坛名将“升官”后,提到最多的便是“尽责履职,为运动员争取更多权益”。用网友们的话说就是——专业人做专业事。(完)


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

  作者:史安斌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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