焕发新活力 展现新作为——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企事业单位******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河北石家庄：“税动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陈晨 耿建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今年以来，国家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和接续措施分批推出，成为减企业之负、增民生之福、保发展之稳、助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日，记者来到京畿之地的河北省调研采访，走进位于石家庄正定科技工业园的新大地机电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淑凡告诉记者：“今年前三季度，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金额达到980万元，真金白银的‘红包’加速了资金流动，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整体活力。”

　　张淑凡道出了不少企业负责人的心声。“放水养鱼”“水多鱼多”，各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税惠政策落细落实，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就石家庄而言，今年1至10月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177223户，同比增长8.58%。

　　159亿元退税款到账，真金白银“活血”实体经济

　　立冬节气刚过，11月10日，石家庄提前五天启动供暖，让广大市民感受到暖意的同时，石家庄市西郊供热有限公司负责人杜文智也感受到了税收政策的温暖。

　　“我们公司负责全市1300万平方米11万用户的供热工作，早在供暖期到来前，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的工作人员就把公司可以享受的优惠政策大礼包送到我们身边，耐心细致地解读政策要点、指导如何填报。”杜文智细数着公司今年的“政策红利账单”说：“我们已经享受了留抵退税1290万元，这次还能享受向居民个人供热取得的采暖费收入免征增值税1260万元。”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今年退税减税的“重头戏”。据统计，截至11月10日，石家庄已有159.12亿元增值税留抵退税款退到纳税人账户，成为市场主体的“及时雨”、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在石家庄，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落地，进一步支持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五大产业发展，为主导产业赋能蓄力。石家庄市高新区昌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主要投资建设的河北省重点项目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园，建设初期资金需求非常大。“今年我们收到的留抵退税款直接以现金形式退还，切实解决了公司流动资金的问题，有利于项目建设更加顺利地推进。”公司总经理王勇说。

　　对河北粟凝香食品有限公司来说，税惠政策让“丽阳晒醋”这一河北老字号的酿醋晒醋技艺得到更好地传承与创新。公司负责人袁会然告诉记者，公司今年享受到了制造业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延缓缴纳税费等税收优惠22.6万元。有了这些资金，公司将扩建万坛大晒场丽阳晒醋文化园，研发原浆晒醋新品种，企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更强劲。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国家税务总局石家庄市桥西区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苏利玲介绍：“作为河北省体量最大的区（县）税务局，我们要为7万纳税人和35万缴费人提供税费缴纳服务。今年以来，我们不断推进‘精细服务’改革，不折不扣落实税费政策，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便捷高效的办税服务。通过入户走访、线上服务、‘一对一’辅导等方式，及时掌握企业在享受政策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开展定制服务、精准辅导，保证税费红包‘精准直达’。”

　　被企业称作发展“千金方”，加计扣除赋能科技创新

　　走进位于赵县的河北兴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500吨多杀菌素的新项目正在建设。这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以生产农药、兽药原料药及制剂产品为主，其主导产品阿维菌素发酵规模名列全国产能前列。

　　“我们公司今年实现了稳步发展，正在筹备上市。”公司总经理刘进峰告诉记者，兴柏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税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有能力把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支持科技创新的有效政策抓手。这一政策对准的是企业研发投入，在企业研发支出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比例多扣除一部分，进而减少企业应纳所得税，为企业增加现金流，同时降低企业研发成本，促进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研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刘进峰对此深有感触：“创新是企业的立身之本、活力之源，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公司的研发投入一直很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产生了很好的正向激励作用。”

　　记者了解到，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中，石家庄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享受户数、金额实现跨越式提升，在全省保持双第一。最近公布的“2022石家庄科技创新百强企业”榜单显示，石家庄百强企业研发总投入为169.7亿元，新申请知识产权3948件，新授权知识产权2537件。

　　11月初，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圆满完成巴西饮用水处理项目，该项目采用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穹顶盖作为储罐顶盖，在耐腐蚀、轻量化、外观等方面实现突破，进一步提升了在环保领域的市场影响力。

　　“一直以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都是我们科技研发的重要支持，去年我们享受到375万元的研发费加计扣除额，今年前三季度已经申请享受了310万元的加计扣除金额。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增加投入，加快新能源协同污水处理等项目的开发，在水治理领域创出佳绩。”石家庄正中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丁文战说。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我们主要研发生产抗病毒类药物，这类药物研发周期长、资金回流较慢。”位于深泽县的石家庄龙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高素娜透露，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让企业实际节省税款支出400多万元，税收红利就像一副“千金方”，为企业增添了实打实的创新动能。

　　“小微”群体最受益，政策“红包”提振发展信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小微企业是十足的好消息。”石家庄宇邦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俊豪激动地说，今年以来，公司累计申请缓缴了30万元左右的税款，缓解了因场地搬迁面临的新厂房租赁、设备器材搬运等多项花销带来的资金压力，对企业来说相当于一笔“无息贷款”。

　　中小微企业是我国经济韧性、就业韧性的重要支撑。但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尤其是近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有的甚至面临工资发放难及社保缴纳难等难题。

　　因国内外订单需求持续增多，河北汇康日用品有限公司适时扩大生产规模、购买设备器具，资金周转却出现很大困难。国家税务总局元氏县税务局了解到情况后，辅导企业申报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款18.63万元，并打通“快车道”，在3个工作日内就帮助企业完成出口退税。企业负责人郭雨萌兴奋地告诉记者：“今年我们已累计收到出口退税1321万元，不仅速度快，还不用提交纸质材料，足不出户就能办完所有流程。同时，税务部门还帮我们对接金融机构，让我们获得了100万元贷款，进一步缓解了资金压力。”

　　对石家庄众多中小微企业来说，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以“真金白银”的方式充实了现金流，起到了提振信心、激发活力的积极作用。在石家庄市已获得留抵退税的纳税人中，小微企业户数占比达93%，是最主要的受益群体。在2022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中，小型微型企业占比超七成，同样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力军。

　　政策效应的叠加，营商环境的提升，激活了石家庄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新能力。2022年，石家庄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65家、2899家、15262家。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缩影。目前，河北正积极推动产业结构战略性转变，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全面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普惠性政策也对河北省税务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全国税务系统‘精细服务’改革的试点，河北省税务部门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把信心和力量凝聚到党的二十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上来，紧紧围绕精确执法、精细服务、精准监管、精诚共治，全面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着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以税收现代化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为助力河北省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程俊峰表示。

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处处都是装卸作业的繁忙生产景象。韩加君摄/光明图片

　　【记者手记】

　　严寒中的努力坚守

　　光明日报记者 王冰雅 宋喜群

　　12月10日23时31分，甘肃省甘谷县冀城产业园的户外气温已跌破零度。在杰瑞负极材料项目现场，六七位身穿工作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还在变压器前忙着做最后的检查和调试。

　　他们是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工程部的员工。今年3月11日，杰瑞年产10万吨锂电池负极材料项目在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开工建设。这是甘肃省和天水市大力支持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目一期占地1000亩，投资25亿元。

　　“锂离子电池是一种环境友好型高性能可再生能源，而负极材料则是锂电池的核心材料，主要为石墨类材料。”杰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光向记者介绍，等项目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国内锂电池负极材料的大型生产基地之一，还将为当地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

　　12月11日1时39分，随着国网天水供电公司调度中心下达送电指令，该项目顺利送电，现场发出一片欢呼声。

　　工程部总工程师崔树桢的脸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笑容。近一个月以来，为了确保项目成功供电，他和同事经常加班到深夜。“现在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正式供电后，车间就可以进入设备调试阶段，为接下来的试生产打好基础。”崔树桢说。

　　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公司克服疫情影响，140多名员工全力以赴抓工期、赶进度，现场采取两班倒的方式，保证项目如期推进。生产部经理于文晓介绍，目前，一期项目的7个生产车间已全部封顶，进入设备安装阶段，将在春节前夕进入试生产阶段。

　　在项目建设现场，厂房的门窗尚未安装到位，临近冬至，当地夜晚的气温跌至零下十摄氏度。生产部员工牛倩全正忙碌地往返于120个窑炉之间，给窑炉烧煤保温。“他的责任心很强，总是不畏严寒，不怕辛苦，力争把任务完成好。像牛倩全一样，我们的员工都很敬业，知道项目现场正缺人手，没有人轻易请假。”于文晓说。

　　每一位员工都立足本岗、尽职尽责，尽管受到疫情冲击，但项目没有一天停工，建设进度如期推进。“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是为了让投资尽快见到效益，也是为了回报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闫光说，1号石墨化车间预计在本月底率先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家都摩拳擦掌，满怀期待。

哈电集团哈尔滨锅炉厂有限责任公司电焊工陈井坤在联箱分厂作业。新华社发

　　【基层心声】

　　高质量发展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讲述人：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经理陈挺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企业责无旁贷，这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

　　成立三十年来，成都华日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作为我国无线电频谱监测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华日通讯始终秉持“振兴中国无线电民族产业”的企业使命，在无线电频谱管理领域不断深耕，不断前行。

　　华日通讯在产品技术创新方面始终走在行业的前列，除了涵盖行业全系列的产品形态外，近年来还在无人机管控、铁路频谱监测、5G背景下车联网等物联网应用场景频谱监测和卫星干扰定位等前沿领域开展研究工作，为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华日通讯先后被评为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新时代十年成都制造业发展优秀企业”。

　　这些年来，我们企业所在地成都武侯区一方面完善政策体系，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对接企业需求、突出精准滴灌，强化政策系统集成和落实兑现，差异化制定7类20余项产业扶持政策，初步构建起产业全面覆盖、企业精准匹配的专业化政策体系，让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另一方面营造亲商氛围，秉持“企业至上、细致周到”的服务理念，积极推行“点对点”服务、零距离沟通，努力当好企业的“贴心管家”，切实为企业解决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关怀。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成都武侯区立即组织重点企业积极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我们也以多种形式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深入学习中，华日通讯更加坚定了维护国家频谱安全、社会频谱秩序稳定的使命。

　　我们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企业自身不断努力奋进下，华日通讯的发展定将迈向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我们一定不负党和国家的重托，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光明日报记者周洪双采访整理）

　　在位于四川省宜宾市三江新区的中车铁投轨道交通产业基地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生产安装智轨电车。庄歌尔摄/光明图片

　　【短评】

　　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报告明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我们要继续加大研发投入”……调研中，众多企业负责人的话里透着他们抓住机遇、踔厉奋发的决心和信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为企业点赞的同时，也须明确，要让企业心无旁骛谋发展，还要为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几年，一些企业发展面临困难。对此，国家出台诸多纾困解难政策助其爬坡过坎。

　　好政策还须落实好。以今年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为例，税务部门采取多种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截至11月10日，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3.7万亿元。3.7万亿元背后，是千千万万因获得现金流重获元气生机的企业。用政策“红包”激活更多经济细胞，不断夯实发展根基，中国经济韧性更强，活力更足。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19日 07版）

筑牢数据安全屏障******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随着数据要素向深度应用拓展，规范数据流动、保护个人隐私、保证网络安全等问题也面临考验。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强化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把安全贯穿数据供给、流通、使用全过程。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主持人：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研究员 徐向梅

　　数据共享应用成效显著

　　主持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有何特点及优势？我国数据开发利用现状如何？

　　唐建国（北京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大数据应用与产业处处长）：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第一次把数据要素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提出，对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数据，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在数字时代，数据成为表达信息、知识和智慧的主要载体。数据要素，是指经过清洗、加工和治理后，直接拿来可用并具有交易价值的数据资源。用土地作比喻的话，数据要素本质上是一块达到“七通一平”条件、能够在市场交易的“熟地”，也是高价值可用数据资源的代名词。从资源、要素、资产到资本，数据在形态演进中实现价值跃升。

　　从生命周期看，数据可分为零次数据（收集生成）、一次数据（清洗比对）、二次数据（统计分析）、三次数据（研判预测）等类别，具有无限衍生的可能。从自身构成看，数据具有类似于波粒二象性的二元化结构特征。从法律视角，数据分为载体和内容，数据权属可以分解为载体权利和内容权利。从技术视角，数据可分为信息和价值，基于隐私计算技术信息进行加密处理，可将数据计算价值进行流动。从生产资料角度看，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再生、海量获取、消费中增值、边际成本接近零、在应用中产生价值等特点。利用数据要素，人们可以形成新的洞见，具备超范围协同、超时空预判、精准调控、双向触达等新能力，打破传统生产要素有限供给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2015年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分置的产权运行机制。近年来，各地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进行制度探索，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广东等地出台数字经济或数据条例，对数据的采集、共享、开放、交易等活动设定权利义务，明确了数据具有财产性权益，为数据开发利用提供了法制保障。

　　公共数据开放方面，我国不断加大开放共享力度，截至2021年10月，已有193个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20个，城市平台173个。截至2022年8月，北京市公共数据开放平台浏览量累计3.8亿次，公共数据开放总量约59.86亿条，其中无条件开放8496个数据集，约1.48亿条数据，累计数据下载总量突破30万次，有条件开放数据集3555个，约58.38亿条数据，整体水平居全国前列。

　　数据应用方面，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粤省事、随申办、浙里办、北京通等App或小程序，通过整合健康服务、市民办事、行政审批等各类业务数据，为百姓提供多样便捷的政务和城市服务，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百姓少跑腿”。截至2022年9月，北京通App累计下载量5000万次，累计用户1300万人，月活用户320万人，对外提供5177项政务和公共服务，汇聚576类电子证照1.24亿张。

　　数据要素市场方面，全国有40家左右数据交易平台。2021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河南、天津等地纷纷成立新型大数据交易所，基于隐私计算技术实现数据价值流动，创造了“可用不可见”的数据交易范式。北京开展数据资产评估试点，首批试点单位罗克佳华获得北京银行数据质押贷款1000万元，启迪公交成为通过数据资产入股成立的企业法人；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成数据托管服务平台，为跨国企业提供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解决方案。

　　如果把数字经济比喻为蛋糕的话，数据就是面粉。提升数据供给规模、质量、流动效率，应当成为全面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一是以政务数据开放带动社会数据开放，为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注入源头活水。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数据开放和获取程度将成为区域营商环境竞争力的重要指数。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建设，推进高价值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探索创建“数据特区”，促进多方数据融合应用。加快推进数据交易平台和分布式数据流动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引导社会数据高效流动。

　　二是破冰数据资产化改革激发投资热情，提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数据从要素向资产和资本的演进，将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源。建议在数据登记、评估、入表、入股、入贷、入统、入税、质押、信托等方面研究相关制度，为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三是以安全合规为底线深化数据应用，降本增效重塑千行百业。建立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新型监管模式，实施数据分类分级安全保护制度，加强对政务数据、企业商业秘密和个人数据的保护。聚焦工业数据、感知数据等新型数据资源，支持构建农业、工业、交通、教育、城市管理等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开启数字经济新航海时代。

　　各国前所未有重视信息安全

　　主持人：国际上对于信息安全保护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信息安全领域宽泛，既包括网络空间得以安全稳定运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也包括在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中起基础性驱动作用的数据安全，还包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安全。美国“棱镜计划”被斯诺登披露之后，世界各国前所未有地重视信息安全，并在战略设计、技术创新和法规政策上取得一系列进展，其中有不少可借鉴经验。

　　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通过《第12065号总统行政令》《关于通信和自动化信息系统安全的国家政策》《转变中的国防：21世纪的国家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等举措，国家信息安全政策渐成体系。近10年来，其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不断扩张，2011年《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将网络空间与陆海空天并列为行动领域，2021年增强国家网络安全的行政命令签署、2022年《网络安全战略规划2023—2025》发布，进一步将网络安全置于国家安全优先位置。由于特殊战略环境，俄罗斯对信息安全同样敏感，1995年在讨论《俄罗斯联邦信息安全纲要》时提出信息安全概念，1997年《国家安全构想》提出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2000年《国家信息安全学说》为构筑未来国家信息安全政策大厦奠定基础。2014年以来，俄罗斯在信息安全国家战略和法规政策上不断出台新举措，2021年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为维护国家安全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中之重。现代社会数字化程度日益加深，公共通信和信息服务，以及能源、交通、水利、金融、电子政务等重要行业和领域信息系统一旦遭到破坏、丧失功能或数据泄露，可能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公共利益，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20世纪末美国出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保护的政策，确立保护机构，明确职责分工，此后相继发布第14028号行政令《提升国家网络安全》和《改善关键基础设施控制系统网络安全的国家安全备忘录》《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事件报告法》；欧盟高度重视整体层面的网络攻击防御和复原能力，2021年通过《关于欧盟数字十年网络安全战略的决议》，重申为欧盟关键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强大的安全框架的重要性；新加坡《2021年网络安全战略》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过程；澳大利亚《2022年安全立法修正案（关键基础设施保护）法案》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进行了新的探索；俄罗斯强调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和防御，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部门自2025年1月1日起全面禁用外国软件，政府在最短时间内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产电子元件基地。

　　数据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基础性问题。数据承载着个人、市场主体与国家的大量信息，关系到公民人格权益、市场主体财产权益以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美国在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立法较为碎片化，但联邦和州层面通过专门立法，已形成数据安全保护的制度体系。欧盟特别注重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通过《数据保护指令》《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数字服务法》《数字市场法》，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严密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数据跨境流动问题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在数据安全方面存在信任危机，2022年3月美欧达成《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10月美国签署《关于加强美国信号情报活动保障措施的行政命令》，12月欧盟委员会启动《欧盟—美国数据隐私框架充分性决定草案》推进进程。

　　内容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焦点议题。剑桥分析丑闻引发了美国对大型社交媒体平台的警惕，开始讨论《通信规范法》第230条对平台责任的豁免问题，2020年签署《防止在线审查行政令》。欧盟、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巴西等纷纷出台法律，对社交媒体进行规范，强化内容治理。

　　供应链安全成为信息安全的重要内容。由于现代产品和服务依赖于供应链，产品的组件和软件来源众多，设备可能在一个国家设计而在另一个国家制造，这意味着产品可能包含恶意软件、易受到网络攻击，而供应链本身的安全漏洞也会影响公司安全基线。美国一直以来重视供应链安全，不断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体系的战略设计，关注重点也逐步由灾难性风险转向大国政治博弈风险。2021年美国对半导体、新能源电池、关键矿物和医药用品四大关键领域的供应链弹性进行评估，此后通过《两党基础设施法》强调供应链安全。英国、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而投入大量立法、规制和政策资源。

　　信息安全是一项长期、复杂、系统的综合工程，我们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建设网络强国，以高水平信息安全促进高质量发展，构筑竞争新优势。

　　以法治应对数据安全挑战

　　主持人：大数据背景下，信息保护面临怎样的挑战？我国在数据安全治理方面有哪些举措？

　　郭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算法、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数据收集、加工和分析，大数据正深刻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运行方式，也对信息保护、数据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首先，随着不同场景中海量数据的收集与使用，数据侵害来源呈多样化趋势。例如，出入小区时人脸数据不规范采集、网购联系方式遭到营销短信轰炸等，个人数据安全问题遍布日常生活。在人脸识别相关案件中，人脸数据具有高度敏感性，不当收集程序及后续滥用、泄露风险，将对个人人身、财产安全产生重大的威胁，案件激起的个人数据信息安全话题，值得社会各方思考。

　　其次，数据处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面临数据安全问题。以金融数据为例，一些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缺乏与数据价值创造相匹配的重视并保护数据的意识与能力，引发了内部数据管理系统不健全、数据泄露或越界使用等问题。从2021年金融监管部门统计的涉数据违法处罚来看，金融机构因“未按规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泄露客户个人信息”等问题共收到罚单千余张，金额超10亿元。

　　再次，数据安全与数据商业化利用、公共价值创造之间如何平衡。数据安全固然重要，但也并非规范数据产业发展和企业数据处理行为的终极目的。数据要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其易复制、可共享等特征为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数据要素不仅是数字经济深化演进的核心特质，还具有保障社会安全、提升社会福祉、维护国家数据主权等多重功能定位。如何在保障数据安全基础上充分利用数据商业化价值、实现数据要素的公共价值，是新时代数据治理核心命题。

　　最后，大规模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新的挑战。某大型网约车平台公司赴境外上市风波即是典型事例，2022年7月有关部门公布了对该公司的处罚。类似地，美国近年来也通过《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扩大了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的审查权，限制特定领域外国投资的数据跨境流动。一系列数据执法案例表明，数据安全已融入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维护国家主权、数据主权与国家安全，成为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和国家数据治理的底线。

　　在立法层面，近年来我国在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保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及配套法规相继出台，丰富和细化了民法典这一基础性法律中的基本原则与相关制度，形成了网络空间与现实世界并重、国家数据安全与个人数据安全并重的现代化数据安全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行政监管部门鼓励和引导行业组织、高等院校、从业机构共同参与，推动多元主体在标准制定、文件论证、文化建设等方面与政府开展合作，形成了大量数据安全标准、科技伦理指引、数据治理倡议。这些软性约束与法律的刚性色彩相呼应，勾画出数据安全的“柔性边界”。

　　在执法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将国家网信部门作为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的机构，建立了网信办统筹协调、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执法的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监管体制机制，一系列“净网”“清朗”等专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同时，该法赋予数据执法者包括询问、调查、查阅、复制、现场检查、查封和扣押等措施在内的执法工具箱。另外，随着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深入，监管科技已成为高效发现和追踪数据违法行为的新法宝。

　　在司法层面，目前已形成私益与公益诉讼相结合的司法救济体系。违约之诉、侵权之诉是个人数据被侵害时的私益救济方式。不过，由于其举证难度、救济成本、救济效果等方面的局限，使传统私益诉讼容易陷入困境。因此在私益诉讼之外，个人信息保护法专门设置了公益诉讼条款，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提起2000余件公益诉讼案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个人提起诉讼的“行动难”问题，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一道构成数据安全司法救济途径。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主持人：如何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充分释放数据潜能？

　　李爱君（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数据作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其自身价值和潜能日益凸显。为充分释放数据潜能，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据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价值挖掘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转型的新动力，同时也是新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

　　大数据精准分析和科学决策有效促进了教育、医疗、电子商务、工业、农业效率和经济效益提升。例如，医疗行业通过多部门对个人健康信息、职业、行为等数据与医疗数据关联处理，提供个性化和精细化医疗服务；政府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和开发应用，提高了决策科学性、服务便民性和治理效率，同时提升了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动态预警水平，实现了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指数增长。产业方面，大数据开发和应用可形成新产业链、新消费、新经济内循环和新服务模式，例如“互联网+政务服务”、智能交通、智慧医疗和智慧养老等，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国际竞争方面，我国具有数据规模优势，2017年至2021年，我国数据产量从2.3ZB（计算机术语，十万亿亿字节）增长至6.6ZB，全球占比9.9%，位居世界第二，大数据产业规模从4700亿元增长至1.3万亿元。如果充分利用数据规模优势，提升数据规模、质量和应用水平，未来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将具有巨大发展空间和竞争优势。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互联网等技术为人类提供便利的同时，对个人信息保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也带来挑战。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数据泄露和滥用情况时有发生，数据要素处理和使用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若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造成社会对数据和信息安全的担忧，降低社会成员提供个人信息意愿，叠加组织机构之间数据共享与开放壁垒，进而阻碍数据价值挖掘和潜能释放。

　　提高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既是对数据发展优势的保障，也是国家竞争力的体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是释放数据潜能的关键，我国在维护数据安全方面已确立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分别以保障数据安全和保护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为立法目标，在促进数据潜能释放方面的基础制度仍供给不足。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要以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为前提，促进数据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统筹推进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

　　构建数据安全与发展平衡的基础制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确立数据财产权制度。数据是一种财产，应通过设立财产权的方式实现对数据财产的法律保护。数据财产权是指合法获得对数据控制的主体享有的财产权利，财产权利内容包括控制权、处理权、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些权利的行使受数据所记录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二是构建数据供给制度。构建以开放公共数据向市场供应数据生产要素的制度，公共数据开放应作为国家数据要素市场供给侧来源补给的主要手段，公共数据开放制度应围绕开放公平、部门职责、开放标准、开放范围、开放类型、开放方式、开放程序、安全保障和监督机制展开。

　　三是搭建数据流通制度。数据流通是释放数据潜能的重要方式，目前平台交易是多层次的：第一层次是有国家级资质的数据交易所，第二层次是由地方政府赋予资质的数据交易中心，第三层次是没有任何资质的数据交易平台。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数据流通制度，根据数据分级和分类，不同类别数据可在相应层次交易流通。

　　四是建立数据治理制度。数据治理是在保障数据安全前提下使数据资产化，数据资产化是数据治理目标。建立数据治理制度要从微观管理角度着手，实现数据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包括治理组织架构（决策架构、管理架构、执行架构、监督架构）、权责边界明确的责任制度、安全保障、质量标准等。

　　五是构建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建立数据源供给主体制度的目的，在于解决数据需求方获取数据成本高、数据供给方维权成本高和国家对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监管缺乏实效性等问题。建议通过对数据源主体准入资格和内部治理结构规制，赋予数据源供给主体相关权利与义务，有效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