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亩高山草场冬景壮美 “中国慢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中新网宁德1月11日电 (马启晨)深冬季节，福建省宁德市柘荣县的鸳鸯草场上，万亩天然草场犹如金色海洋，微风吹拂，金黄“波浪”荡漾；周边山峰巍峨挺拔，低矮草山绵延起伏，壮阔美景尽收眼底。
鸳鸯草场连绵起伏，如翠绿丝绸。 袁镔 摄“冬日的景色也特别好，很壮观！”趁着周末假期，来自宁德市区的刘女士带着家人自驾到鸳鸯草场一睹草场冬日风姿，“之前都是夏天的时候来游玩，没想到冬季的风景也这么美。”
鸳鸯草场绿草绵延。 袁镔 摄走进鸳鸯草场，碧空澄净如洗，散落在草场各处的“网红”打卡地、星空露营区、精灵驿站等星罗棋布，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美丽画卷。作为南方最大的万亩高山草场，鸳鸯草场被誉为“南方呼伦贝尔”，平均海拔1000多米，相继建成玻璃滑道、精灵驿站、儿童嬉趣区、文化景观长廊、观光轨道小火车、游客服务中心酒店等项目，吸引大批游客观光体验、打卡拍照。
2021年10月以来，柘荣县启动创建鸳鸯草场国家AAAA级景区工作，进一步改善环境面貌、提升功能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完善制度措施。2022年12月29日，柘荣鸳鸯草场景区获批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这也是柘荣首个国家4A级景区。
深冬季节的鸳鸯草场荡漾着金黄的“波浪”。 柘荣县东源乡 供图柘荣县文体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林发余表示，未来鸳鸯草场景区将充分发挥国家4A级景区的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更多客流，稳步推进柘荣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满足游客从“景点旅游”到“全域旅游”的体验式转变，提升全域旅游发展活力，助推“中国慢城”建设。
坐落在北纬27度的柘荣县，是福建省首个“中国长寿之乡”，旅游资源丰富，风景名胜众多，先后荣膺“中国十佳生态养生旅游福地”“首批最美生态旅游目的地”“首批十佳健康养生旅游目的地”等称号。
柘荣县城郊乡靴岭尾村倾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 马筱璐 摄近年来，柘荣县以创建省级全域生态旅游示范县暨“中国慢城”建设为引领，做大做强“中国慢城、长寿柘荣”旅游品牌，并制定了系列实施方案及发展规划，加快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目前，该县已培育出13个金牌旅游村，全域旅游“一城三区”(即“中国慢城”和茶药康养区、文化风情区、生态乐游区)雏形初显。
该县城郊乡靴岭尾村倾力打造“中国剪纸第一村”，建成剪纸展示馆、剪纸主题立面改造、剪纸主题乐园等；富溪镇建设商贸历史文化特色街区的“大众茶馆”、手工作坊；楮坪乡洪坑村打造“烽火·西竹岔”红色旅游基地，集纪念、教育、旅游、休闲、观光、娱乐为一体的现代红色旅游热地，并推出“烽火·西竹岔”红色文创品牌。
柘荣县乍洋乡溪口村百福广场。 柘荣县乍洋乡 供图一个个金牌旅游村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柘荣乡村旅游及全域旅游焕发新活力。当地官方表示，2022年柘荣全年预计接待游客223万人次，同比增长15%，国内旅游收入16.5亿元，同比增长16.7%。
柘荣县还依托独特的“福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福”文化品牌内涵，实施柘里有福“福”文化赋能工程，将“福”文化与全域旅游、文旅产业融合，增添全域旅游新动能。
第四届中国·柘荣马仙信俗文化旅游节，歌舞《采茶舞曲》。 柘荣县融媒体中心 供图该县精心策划“福”文化精品线路，推出主题鲜明、丰富多元的“祈福”“寻福”文化旅游线路，开启愉悦的“福气之旅”，开展马仙信俗文化旅游节、游氏仙姑祈福文化节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带动“福”文化传播；依托乡镇特色“福”乡俗文化，建设“福”文化主题公园等，为村民提供一个休闲景观、文化体验、康体娱乐为一体的公共空间。
林发余表示，将大力发展“福”文化，赋能文旅产业发展，进一步增强游客感知柘荣独特“福”文化魅力的同时，为做大做强做优文旅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完)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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