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惠活动种类繁多 破“4”后的银行消费贷你会动心吗******
破“4”后的银行消费贷你会动心吗？
春节成为各大银行推广个人消费贷款最佳窗口
即将到来的春节，不仅激发大家的消费热情，也成为各大银行推广个人消费贷款的最佳窗口。
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2022年12月以来，很多银行推出种类繁多的个人消费贷款优惠活动，部分幸运客户可以在活动期间获得突破正常利率下限的超低利率，目前市场最低的优惠利率是招行闪电贷给出的3.2%。与此同时，国有大行的最低利率在破“4”之后继续下调。
银行争相向优质客户发利率优惠券
近期招行推出闪电贷8周年大型优惠活动。根据手机银行显示的信息，符合条件的客户会收到一张6.6折的利率优惠券，2023年1月4日至31日期间使用优惠券申请提款，年化利率低至3.7%起。此外，招行还会在活动期间送出20万份现金红包，提供百台华为手机作为抽奖大礼，以吸引更多客户使用闪电贷。
据了解，3.7%并非此轮活动中招行给予客户的最低利率。读者刘先生表示，招行App显示自己闪电贷的利率本来是5.94%。2023年1月初，客户经理打电话说可以申请闪电贷年利率3.2%的优惠券。2023年1月5日，刘先生使用优惠券贷款20万元，期限3年，年利率果真是3.2%，而且还可以使用先息后本组合还款方式，前期还款压力很小。
据了解，招行闪电贷3.2%的利率优惠券不能直接通过线上渠道获取，必须通过客户经理申请。北京青年报记者昨日咨询招行东城区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对方告知，前几天还可以申请3.2%的优惠券，但现在个人已经不能办理，只针对30人以上的团体集体办理。目前通过客户经理可以申请3.6%的利率优惠券，需要在申请后7天内提款，且不能超过2023年1月底。
北青报记者发现，交行广东分行也于本月推出惠民贷新年专享福利，优质单位受邀客户首次成功授信，会收到一张年利率为3.6%的利率优惠券，突破了惠民贷3.85%的利率区间下限。此外，惠民贷客户首次提交申请，可兑换2张5元支付贴金券，首次成功授信可获28天免息券和一张利率折扣券。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春节等重要节日是零售传统旺季，有助于带动消费类信贷需求，银行在年初积极发力消费信贷业务，也有“早投放、早收益”方面的考虑。从趋势看，随着消费活动释放，国内就业和收入改善，消费者信心回暖，有助于带动消费信贷需求扩张。
并非所有人都能享受最优惠利率
尽管各家银行想方设法推广个人消费贷款，但贷款审批的尺度并没有因此而放松，目前只有少数客户能享受到让人动心的最低利率。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为防止消费者产生误解，各家银行的消费贷款广告会在最后加上提示：“产品利率以实际办理利率为准，如有疑问，请详询当地网点”“具体贷款利率和额度以审批结果为准”。
“之前告诉我最低利率不会高于4%，我正好想装修，就申请了20万元。结果最后批下来的利率超过了5%。”市民张先生告诉北青报记者最近在某国有大行手机银行申请信用消费贷款的结果。据了解，张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能享受到信用贷款最低利率的都是各大银行白名单客户的员工，他们通常在一些优质单位工作。此外，银行的房贷客户、代发工资客户也会在申请消费贷款时有优势。
某国有大行朝阳一家支行的客户经理表示，在该支行，最低利率只有优质单位的员工才可以办理，普通个人客户无法享受。现在都是系统审批，除了白名单上的优质客户，其他客户实际申请到的利率和额度会差异很大，很可能比最低利率高出一大截。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最坏的情况并非没有享受到最低利率，而是连申请资格都没有。有读者反映，自己看到银行消费贷款广告，兴冲冲地去线上申请了一把，结果发现连贷款资格都没有。北青报记者选择一家平时没什么业务往来的国有大行手机银行尝试申请该行的消费贷款，页面显示“很遗憾你未能获得我行的申请额度”。
如何才能有额度呢？该行指出了三条路：一是成为该行的住房贷款客户；二是提供房产抵押或其他有效担保，联系个贷中心办理其他贷款；三是在该行办理更多存款、理财业务。
国有大行下调消费贷款利率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2022年下半年以来，多家国有大行下调了消费贷产品的利率水平。
2022年8月初，六大国有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下限均降至4%以下。当时，对于符合条件的优质客户，农行网捷贷年化利率低至 3.7%，工行融 e 借年化利率最低 3.75%，交行惠民贷最低可享受年化3.85%的利率，中行中银 E贷年化利率最低 3.9%，建行快贷年化利率最低 3.95%。
一个月后，农行网捷贷年化利率最低降为 3.65%，工行融e借一年期年化利率(单利)低至3.7%。
2022年7月，邮储银行邮享贷年化利率区间为3.7%-17.8%(单利)。8月下旬，该利率区间降为3.65%-17.2%(单利)。
不难看出，工行、农行和邮储银行的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下限在2022年8月之后均下调了5个基点。
建行快贷的年化利率近期也出现下调。建行北京市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最近接连三天发布推广文章“用钱，就选建行快贷”。文章显示，目前建行快贷的年化利率最低为3.85%，比之前的3.95%下调了0.1个百分点。
建行宁波分行发布信息，全面介绍了建行四种个人消费贷款产品的基本情况。总体来看，线下受理的贷款产品比线上受理的利率更低，额度更高。其中，薪实贷线下凭身份证、收入证明、任职证明等申请，年化利率低至3.6%，额度最高可贷100万元；建易贷线下受理、线上签约支用还款，年化利率也是最低3.6%，最高可贷100万元。快贷全线上、手机申请、自动审批，年化利率最低3.85%，最高可贷20万元；随心贷线下核查身份、线上签约支用还款，年化利率最低3.99%，最高可贷100万元。
周茂华分析指出，从大环境看，为应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国内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财政、金融政策发力，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市场利率中枢下移，自然带动消费贷等小额信用贷款成本下降。
监管强调要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人民银行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住户贷款增加3.83万亿元，较2021全年增量缩水约4万亿元。其中，以个人消费类贷款为代表的新增居民短期贷款同比少增0.76万亿元；以按揭贷款为代表的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少增3.33万亿元。
不过，今年金融机构一定会加大对个人消费类贷款的投放。2023年1月4日召开的202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金融对国内需求和供给体系的支持力度。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
1月13日，银保监会召开2023年工作会议。会议部署了今年九方面重点任务，排在首位的是全力支持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把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银保监会此前召开的党委(扩大)会议已提出相关具体举措，包括：优化消费金融产品服务，鼓励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促进居住消费提升，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保障。持续改善新市民金融服务，更好满足农村转移人口、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安居乐业需要。丰富金融产品供给，多渠道增加居民安全稳定的财产性收入，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增强消费能力。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认为，随着生产经营活动恢复，尤其是线下消费复苏，消费类贷款的信用扩张将提速。如果有进一步的政策刺激，比如支持汽车和家电等产业链较长的行业，或者发放消费券、消费补贴，将使消费类贷款恢复速度更快。
“2023年，消费金融贷款的拓展将是‘重头戏’。”建行信贷管理部相关负责人日前在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2023年要加大力度拓展个人贷款，预计2023年无论是住房金融还是消费金融都会回暖。
消费提示
消费者根据自身情况理性借贷
越来越低的贷款利率，让不少动心的消费者跃跃欲试。业内人士提醒大家，一定要按需申请，量力而行，不要盲目借贷。
北京银保监局曾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要树立正确借贷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养成理性消费习惯，弘扬勤俭节约美德，科学安排生活支出，做好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树立负责任的借贷意识，不要过度依赖借贷消费。要明确自身贷款需求，根据需求确定是否需要贷款以及需要何种贷款。不要不计后果盲目借贷、过度借贷，否则可能会使个人甚至家庭陷入困境；更不要选择“以贷养贷”“多头借贷”，避免因无力偿还而导致债台高筑。
需要引起消费者重视的是，消费信贷资金不能用于购买房产、炒股、理财、偿还其他贷款等非消费领域。据了解，银行如果在贷后管理中发现消费贷款被违规挪用，会提前收回贷款。
本组文/本报记者 程婕 统筹/余美英
谢新洲等：新媒体嵌入社会的现实与挑战******
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网络支付、网络购物、网络新闻等多元应用场景积聚了相当大的用户规模。新媒体凭借其空前的传播、连接、组织和创新能力，深刻且持续地变革着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社会资源调度和转化方式，对社会生产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嵌入与重构
伴随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前的新媒体已不仅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网络化的媒介环境、泛在的信息场域和多态的存在方式，结合多个场景重新建构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新媒体以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数据资源化等方式嵌入社会生活，呈现出“工具－媒体－平台－空间－社会”的生态化发展路径。
内容多元化：从“万物皆媒”到“元宇宙”
新媒体降低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门槛，用户兼具内容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等多重身份，从源头上释放了网络内容的多元性。在参与式文化的拓展下，用户可以便利地进行个性化表达。以往依附于组织单位的内容管理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被打破，人工智能、传感器、可穿戴设备等技术强化并拓展了个体的感知能力和方式。新媒体从“人的延伸”发展为“人的具身”。现实社会被建构成数字化形态，线上与线下的界限进一步弥合。互联网不再只是现实的“镜像”，人们开始追求在泛在化的内容生态中形塑个性化空间。“元宇宙”便在从内容多元向体验多元的发展趋势下成为社会热点。
关系网络化：从“趣缘格局”到“数字生存”
新媒体打破了时空桎梏，用户可以随时依照个人志趣或诉求彼此接近、连接，形成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会关系。这种连接既可以是小范围的“面对面建群”，也可以是凝聚多方合力的“协作文档”。连接的建立、维系、终止变得临时且随意，形成大大小小的各类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以去中心化特征解构传统社会组织的结构形态、拓展基于社会关系的信息获取方式。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进一步向新媒体环境延伸，带来供需关系、合作关系、工作关系、学习关系等的网络化。由此，关系网络化的嵌入方式在网络关系建立的基础上，又增添了现实关系网络化的内涵。
组织平台化：从“超级平台”到“基础设施”
新媒体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整合和流动，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将社会组织内部各部门、外部多主体加以串联，极大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新媒体平台凭借其既有的技术能力和用户基础，由原来简单意义上的信息内容传播渠道，进阶为信息内容服务主体，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网络。一方面，新媒体平台利用其以可编程性、普及性、连接性、数据化为基本特征的技术“资产”(如应用程序接口API)，以数据为流通介质，设计出有限开放、自主可控的合作框架，成为相关产业链(如内容、广告、营销)的中心；另一方面，通过战略性地构建起技术平等、话语平等、机会平等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氛围，平台将广大的内容生产者凝聚起来，配套以由平台主导的规则体系，成为内容生产、审核、分发、变现、评估的中心。平台纷纷构建“生态化”的商业版图，将用户、数据、关系等多种资源纳入其生态体系，持续向外拓展着功能边界和社会连接，以“服务工具”“舆论场域”“生活场景”“营收来源”等多元样态成为“基础设施”式的存在，其公共性愈发凸显。
数据资源化：从“服务要素”到“生产要素”
新媒体揭示了数据的作用和潜力，特别是在平台化趋势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治理资源。数据的资源化转向首先体现在网络政务服务领域，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到数字政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革新不仅对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通过内容多元化、关系网络化、组织平台化为创新治理与服务方式提供了必要的数据支撑。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健康码”将新媒体平台这一关键的网络节点与嵌入在现实场景的物理节点有机结合，以“扫码”的方式实现个人位置和健康信息的数字化、行程轨迹和社会关系的网络化，构建起覆盖全国的防疫网络，对疫情防控、复工复产起到关键作用。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数据被正式列为我国五大生产要素之一，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数据不再仅仅是“依据”“反馈”的来源，而是更加直接地作为基本价值单位参与到市场化配置中，具备“孵化”“创新”“再生产”功能，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新媒体嵌入社会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随着新媒体嵌入社会的方面增多、程度加深，新媒体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对内容生产逻辑、用户行为逻辑、社会组织逻辑、市场运转逻辑、社会治理逻辑等产生根本性影响。一方面要着眼于新媒体社会嵌入的方式和维度，找到“管好”“用好”新媒体的逻辑与规律；另一方面则要充分体察新媒体发展的生态化取向，相关研究及治理工作要从客体性视角向环境域视角转移。具体而言，在新媒体社会嵌入的趋势下，有以下几个关键问题亟须解决。
多元化带来的内容治理难题
新媒体的发展，特别是平台的兴起，带来内容生产、分发、传播、消费机制的变革，重塑公共舆论、丰富网络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网络内容治理难题。
在公共舆论方面，公共事件所触发的社会舆论从酝酿、萌芽、爆发至平息的全过程，不再由传统的大众媒体单向垄断信息资源，取而代之的是网状结构下多元化、社会化的内容生产。开放的平台环境降低了参与门槛，只要遵从平台的内容规则，用户就可以获取平台提供的即时性信息交互服务，参与到包含公共信息在内的内容生产、传播、交流和互动中。民众发表意见、参与公共事务以及建立社会网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同时也带来由于表达主体扩充导致的信息质量良莠不齐、信息溯源难度大等问题。
在网络文化方面，新媒体为一些亚文化提供了组织和发展的“栖身之地”。但某些消极亚文化借此隐蔽扩张，滋生和宣扬畸形的价值观，危害群体成员的身心健康，动摇社会价值根基，具有一定的社会风险。亚文化群体成员往往容易被社群共同的情感认同所绑架，在“流量至上”的市场逻辑和平台规则下，朴素的情感诉求容易被资本挟持用于牟利，甚至诱发非理性的群体行为，扰乱社会秩序。同时，一些平台不惜包庇消极亚文化现象及相关有害内容以赚取“灰色流量”，从而增大了相关部门治理难度。
进一步而言，在以用户关系连接为核心的新媒体平台上，传播的个人化和社会化特征明显，但也容易导致传播的圈层化、社群化。在目前主要的网络舆论场域中，依托算法的信息分发和社会网络建构方式让用户更多地接触到跟自己观点和态度接近的信息，用户越来越难以接受其他不同观点，长期被算法塑造、牵制的价值观一旦定型便很难改变。此外，新媒体环境下公众意见的呈现和聚合机制受平台规则及其对信息流的规制影响较大，这就导致舆论的形成和发展容易受到平台商业利益的操控。由私人部门来裁决、量定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必然会面临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失衡的问题。
网络化凸显的用户导向不足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方面提出，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转变政府角色，动员更多的社会主体参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新媒体的信息和互动功能使其具备了媒体和社会网络的技术特征，并彰显多主体影响社会治理的过程。
目前大部分政府机构对新媒体的利用主要体现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对外的信息公开。通过内部的机构重组和资源整合，在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下及时掌握、发布行业或地域内的重要政治和民生新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疏漏、口径不统一、资源浪费等现象。一些地区借助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方式，创新宣传策略和手段，以一种更贴近群众喜好的方式传播新闻和信息，提升了主流声音的传播力和政务信息的透明度。
然而，在获取社情民意方面，一些由政府部门或主流媒体搭建的新媒体平台上，虽然设置了“爆料”“信箱”等功能供民众发声，但后续反馈仍有欠缺。这种现象在资源相对匮乏的基层表现得更为显著，基层网络政务服务在功能定位上呈现出明显的“重宣传而轻服务”问题，服务能力有限，意见反馈渠道不够畅通。新媒体在公共对话上的功能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利用和体现，政务服务平台未能真正嵌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和行为习惯中。
资源化警示的数据安全风险
数据安全和网络安全是新媒体嵌入社会特别是数据资源化给主权国家带来的治理难题。网络空间的主权化倾向明显，地缘政治色彩加重，国家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基本议题。
从政治层面看，数据是未来国际政治竞争的关键资源。社交媒体可能在人工智能加持下成为霸权的“武器”，通过算法推荐向全世界全方位、全时空、全天候地传递符合其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商业理念和社会文化的信息，此举实质上是以数据操纵、改变人们的思想。
从经济层面看，数据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传统的跨国贸易和投资，支撑了包括商品、服务、资本、人才等几乎所有类型的全球化活动，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方方面面。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数据依赖越来越强。一些国家以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隐私安全政策为由，对涉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和公民敏感信息的海外产业进行带有意识形态的制裁，甚至将其作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工具。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数据与实体经济的各个领域融合渗透，模糊了依托泛在连接技术构建的网络空间的边界。这一特性带来了网络形态的持续快速变动，加大了网络威胁向社会各领域蔓延的不可预测性。
在数据成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当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将数据主权与安全纳入国家核心利益的范畴，确保数据资源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可用性，衡量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后疫情时期新媒体管理与互联网治理的焦点。
作者： 谢新洲 石林 (谢新洲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院长；石林系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网信》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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