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李“瘦身” 回家脚步更轻盈******

　　【春运进行时】

　　光明日报记者 訾谦

　　“我只带了证件、手机和必备用品，轻松踏上过年回家路。”1月11日，在北京南站的候车大厅里，29岁的张桦楠说，他的行李已经通过快递寄回家了。

　　如今，像张桦楠这样轻装上路的春运旅客不在少数。“其实大件行李寄递服务前几年就已经存在，只是当时春节前后运力紧张，一些农村地区的快递服务相对不畅，选择这种方式将行李寄回家的旅客比较少。”某快递公司负责人表示，如今许多快递公司都提供“春节不打烊”服务，“快递进村”工程也大幅度打通了城乡物流通道，轻装上路的旅客自然就多了。

　　物流体系的不断完善，也让消费者在购买年货的时候有了更多选择。老家在山西忻州宁武县的陈喆回忆，原来到了年关，他只敢在网上买些食品、饮料以及春联等日用品寄回家，因为小件包裹不容易延迟。而今年回家前，陈喆从网上给父母买了一台冰柜，让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储藏过年准备的各类食品。“昨天买的，今天就到了，我还没回家冰柜就安装好了，现在的快递物流服务真的很方便。”他说。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快递业务量比2021年提前7天达到千亿件，全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330万亿元，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达90%，每天有1亿多件快递包裹在农村进出。

　　“如果寄出地址和收货地址都在省会城市的话，基本可以保证大件包裹在两天内送达；如果收货地址在相对偏远的农村地区，4天左右也可以收到。目前让行李‘自己回家’正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青睐，而且‘复购’的比例也越来越高。”该快递公司负责人说。

　　除了更加畅通的邮路外，快递物流运力也有保障。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表示，截至1月5日，全国快递员上岗率达94.9%，快递服务已经得到有效恢复。

　　数据显示，今年前5天，全国快递业务量达到了18.9亿件，支撑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超过了1600亿元。快递物流不仅让游子的回家路变得更轻盈，也为稳消费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物流业一头连着生产、一头连着消费。陈凯表示，接下来邮政部门在做好寄递服务、保障药品等医疗物资寄递需要外，还将进一步督促相关企业，解决快件处理的时效问题，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寄递服务的需求。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2日 10版）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