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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深厚!驻瑞典大使出席“2023年欢乐春节”活动******

  中新网1月17日电 1月14日,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举办的“2023年欢乐春节”活动。驻瑞典使馆文化参赞兼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晓、瑞典莉拉音乐学院创始人妮娜·芭拉比娜、瑞典文化艺术和教育界人士、华侨华人等约150人出席活动。

图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崔爱民首先向所有来宾致以新春祝福。他表示,今年是“欢乐春节”在瑞典举办的第二十个年头。二十年来,中瑞两国人民在这里相遇相知,结下深厚友谊。两国文化在这里互鉴互赏,展现出强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有力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

  崔爱民指出,中国春节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的理念,浸润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文化,影响着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崔爱民强调,只有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崔爱民表示,驻瑞典使领馆愿与瑞典各界朋友共同努力,更多开展文化交流合作活动,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图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瑞典莉拉音乐学院创始人芭拉比娜表示,音乐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没有国界,可以直击心灵,很高兴能以音乐形式庆祝中国春节。多年来,瑞典莉拉音乐学院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和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延续着传统友谊,保持着密切合作。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再次访问中国,与中国音乐艺术家和艺术院校师生开展广泛交流活动。

图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驻瑞典使馆文化参赞兼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陈晓在致辞中感谢各界朋友对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表示斯德哥尔摩中国文化中心自2016年成立以来,已经举办近200场文化活动。中瑞两国各具特色的文化在这里交流互鉴、美美与共。文化中心将发挥好应有功能和作用,不断增进中瑞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图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活动中,崔爱民代表使馆向莉拉音乐学院赠送了来自山东潍坊的串式老虎风筝。芭拉比娜摩挲着这只造型别致、结构精巧、虎虎生威的中国风筝,表示将把它陈列在学校博物馆,让更多的学生了解这件来自中国的艺术品。

  一场整合中瑞文化、东西合璧的精彩文艺演出将活动推向高潮。中瑞两国艺术家的歌声,唱响了对春天的热情期盼。东西方乐器的共鸣,奏出了对新年的美好祝福。旗袍秀的神韵风采,勾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场嘉宾沉浸在优美的旋律与演员的一颦一笑中,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图片来源: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文艺演出后,意犹未尽的来宾参观了《欢乐春节在内蒙古》图片展,北国风光让身在冰雪天地的瑞典朋友感到亲切,而民俗风情又让大家感到新奇。活动中,文化中心还贴心地为大家准备了软糯油润、甘甜酥脆、满口留香的中式点心,既让瑞典朋友品鉴尝鲜,又使在场华侨华人一解乡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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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瓷出身的“猛子政委”黄火星中将******

      黄火星,江西省乐安县人,1909年7月出生,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身经百战、赤胆忠心,先后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共和国首任军事检察院检察长,是军事检察事业的开创者。

      在反抗压迫中接受进步思想。1916年,因中原军阀混战和连年天灾,年仅7岁的黄火星就不得不同父母一起逃难至江西。为了拿钱给中途病逝的母亲安葬,他被卖给了当地陶瓷厂黄姓工人为子,并在陶瓷厂当学徒。1929年初,黄火星与共产党人余金德等人结为好友,在他们的教育和启发之下,黄火星开始接受进步思想,认识到自己被工厂资本家剥削的现实,开始反抗工厂老板的压榨。同年端午节,黄火星参加了党领导和发动的雄黄酒罢工运动。罢工运动在景德镇持续了一个多月,黄火星始终坚持在斗争一线,积极联合工友一起向反动政府施压,最后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的工人,并答应了为工人们改善伙食的要求。罢工运动的胜利让黄火星感受到了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并极大鼓舞了他参加革命的斗志。

      1930年7月,红军第二次占领景德镇,并成立了市总工会,黄火星被任命为市总工会青年部宣传员。他积极向当地百姓宣传红军的政策,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激励大家踊跃参加红军。红军撤离景德镇后,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在景德镇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黄火星便随市总工会纠察队转移到乐平众埠街,加入了浮梁游击大队,担任宣传员兼司务长,后来被派往赣东北特区葛源军政学校学习。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长为“猛子政委”。军政学校毕业后,黄火星先后担任江西弋阳第四游击队政治委员、贵余万游击纵队俱乐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第1团团委书记等职。1932年5月,赤警师在发动地方暴动中失利,部队被打散,第1团团长和政委与部队失去了联系。黄火星毅然担起了收拢部队的任务,带领身边的几个战士四处打听,寻找失踪的战友,先后收拢了200余人并将他们送到信江北岸。随后,这支队伍被命名为红军独立第10团,黄火星担任政治委员。在此期间,黄火星带领部队积极与国民党军队开展游击斗争,巧妙利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国民党部队进行打击和袭扰,并截获了大量军火和物资,部队装备得到改善,队伍不断壮大。

      翌年1月,黄火星被任命为红11军第33师第95团政治委员,并参加中央苏区实施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红11军所担负的任务是伪装成中央红军主力,从新丰渡过抚河进入黎川,吸引并牵制国民党军第36师主力。在战斗过程中,黄火星身先士卒,带领部队猛冲猛杀,就像一台战斗机器,只要号角声一响,他立刻带着部队上前厮杀,战友们互相调侃:“这哪里是个火星,这分明是个猛子嘛!”于是“猛子政委”的称号就在部队里流传开了。

      在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全民族抗战阶段。黄火星所在的闽西南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黄火星担任支队第3团团长。他积极带领部队在横山、小丹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但条件十分艰苦,部队十分缺少物资给养和武器弹药。在一场战斗中,每个战士平均只能领到3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只能和敌人肉搏拼刺刀。面对严峻的现实困难,黄火星不等不靠,带领部队自力更生,积极从敌人手里夺取物资和装备。在一次侦察中,黄火星发现安徽当涂至芜湖之间的日本军列时常会运输大量装备和物资。他便率领部队袭击了一辆军列,击毙了数十名押运的日本兵,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毛毯和大衣,部队装备和给养得到很大改善。

      1938年8月,日伪军在小丹阳地区为非作歹,抢劫村庄,残害百姓。黄火星听闻后,率部对日伪军进行袭击,毙伤340余名敌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为当地百姓出了一口恶气。1938年冬天,驻守南京的日军联队长凤山少佐集合了2000多名日伪军,将根据地进行四面合围,并对横山东北部的龙王山进行猛烈攻击,妄图一举消灭黄火星部。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黄火星决定采取内外夹击的战法来对付日伪军的“扫荡”。他预先将两支队伍派到包围圈外作战,自己带领两个连队防守龙王山351高地。他率部在龙王山构筑了战壕、沟壑等掩体,利用树林、灌木作掩护,在外围两支队伍配合下,连续数次击退日伪军的疯狂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火星部共击毙200余日伪军,缴获100多支步枪、4挺轻机枪,反“扫荡”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军事检察事业中坚守原则。1955年5月,中央决定建立军事检察院,黄火星被任命为军事检察院筹建工作负责人。面对我军历史上和新中国检察史上的全新任务,黄火星将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全新挑战。军事检察工作是个全新事物,对一个长年带兵打仗的军人来说,更是毫无经验,一切都要从零做起。黄火星迎难而上,不懂法律就报名接受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函授教育,一有时间就去学习法律知识。工作中,他会随身携带一个公文包,将法律学习资料和工作文件装在里面,走到哪里闲下来就开始学习,以便自己能尽快掌握法律体系。在政策制定和人员调配上,他都事必躬亲,经常与工作人员谈论交流,虚心听取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建议。在他的各方协调和领导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就在全军各级建立起了军事检察机构并逐步走向成熟。在军事检察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落实中央对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坚决做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在全国开展反右斗争活动中,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抵制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做法。1971年4月27日,黄火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终年61岁。(赵珠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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