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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夜看个球 怎么还得了“世界杯综合征”?******

  近日,广东梅州的一家医院专门开设的“世界杯综合征”门诊火了。前两天,阿根廷小组赛首战失利,1比2不敌沙特阿拉伯,这让很多球迷情绪激动,甚至胸闷气短。门诊专门为球迷开通了绿色通道,多学科联合会诊。据介绍,这些主治医师们均为医院足球队成员,更能共情球迷们的情绪。

  1 世界杯综合征是什么?

  “世界杯综合征”是个统称,指的是世界杯期间,由于时差关系,不少球迷为了看直播选择熬夜观看,几天下来,身体吃不消出现胸闷气短、睡眠障碍、肠胃不适等与看球相关的疾病,熬夜和情绪激动是主要原因。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心血管疾病。看球时情绪波动过大,改变作息时间不断熬夜是主要诱因。如果出现头疼、头晕、恶心、胸痛等症状时,不要掉以轻心,及时测量是否有高血压。如果出现胸痛,一定要尽快就医。

  胃肠道疾病,具体表现为胃疼、呕吐、腹泻等。很多球迷一边看球一边吃东西或饮酒,因此给肠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容易诱发胃肠炎、胆囊炎等疾病。如果饮食不洁或者生冷还会引发胃肠道感染、腹泻等。

  呼吸道疾病。看球时容易激动,加上饮酒后身体容易发热,这时候脱衣服容易受凉,再加上疲劳过度,免疫力下降,容易感冒。

  脑血管疾病。这种疾病主要发生在年龄偏大的球迷,作息时间改变和情绪波动,容易诱发脑血管疾病。

熬夜看个球 怎么还得了“世界杯综合征”?

  2 看个球怎么就生病了?

  不少网友表示不理解,看个球而已,至于熬大夜吗?

  首先客观上来说,由于时差的关系,确实需要熬夜才能看直播。2022年世界杯小组赛阶段共有12个比赛日,每日四场比赛,分别在当地时间13时、16时、19时和22时(北京时间18时、21时、次日0时和次日3时)开球。所以对于一些球迷来说,熬夜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又有网友说了,那看重播不就行了吗?但是对大部分球迷来说,只有看直播才能体会到看球的乐趣:直播时的参与感、一起见证历史的兴奋感、仿佛自己的参与观看能改变比赛结果、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别说让球迷看重播了,甚至延时几秒都是一件让人难受的事情,毕竟隔壁的都已经欢呼了,你还在紧张着这个球到底能不能进。所以,熬夜看球,为自己喜欢的球员大喜大悲,对一些看球的粉丝来说,可能真的至于。

  3 如何预防“世界杯综合征”

  毕竟身体要紧。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世界杯综合征”,在快乐的同时又能保持健康吗?

  1、减少熬夜,补充睡眠。尽量选择最想看的比赛时间观看,凌晨0点和凌晨3点的球,如果不是非看不可,就早早洗洗睡吧。如果实在要熬夜,也记得补充睡眠,在不看比赛的时候利用午休、熬夜前的两小时等时间进行休息。另外,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神经衰弱等人群,都不宜熬夜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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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饮食方面,夜宵尽量选择清淡容易消化的食物,油腻煎炸食品和冷饮尽量少吃少喝。可以准备一些水果,减少胃肠负担的同时也能补充维生素。还可以喝些茶,相关研究表明,茶叶可能具有预防和缓解昼夜节律紊乱的潜力。

  3、锻炼方面,看球时要避免久坐,特别是患有颈椎、腰椎疾病的球迷,应该每半小时起身活动,避免久坐诱发疾患,但注意不要剧烈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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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控制情绪。夜里的血管较为脆弱,切勿大喜大悲,过于激动。球迷们要理性看球,正确看待输赢,不要把支持的球队输赢与自身输赢混为一谈,注意控制情绪的起伏。

  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重庆晨报、健康时报、四川在线

  整理:党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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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柏林4月22日电 题:“全球化”概念首倡者:“统一的西方”概念已经过时了

  中新社记者 彭大伟

  马丁·阿尔布劳(Prof. Martin Albrow)是西方率先提出“全球化”概念的学者之一,从事社会学职业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马丁·阿尔布劳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英国社会学会荣誉副主席、全球中国学术院荣誉院长。阿尔布劳教授近年来的研究方向转向中国,已出版两本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专著。

  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近期与阿尔布劳教授进行了对话。阿尔布劳表示,人类无法回到新冠疫情前的世界,但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围绕抗疫开展的大量合作本身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

  阿尔布劳认为,西方理解中国抗疫需要理解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以及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所汲取的治理智慧;中国的治理模式下,中央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这也造就了疫情下中西方表现的巨大差别。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图为马丁·阿尔布劳著作。供图

  针对中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崛起的问题,阿尔布劳认为,我们不应总是执着于旧式的地缘政治视角,而是更多地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并且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共同携手治理,进行对话与沟通,以引导新出现的技术向善,并管控风险。

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图为马丁·阿尔布劳 供图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彭大伟:您认为新冠疫情对全球化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能否最终回到我们曾经熟悉的那个“疫情前的世界”?

  阿尔布劳:简单地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们无法重回疫情暴发前的那个世界,这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无法回到过去。疫情让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的科学家们合作研究病毒、开发疫苗、交流信息,这就是一项全球性的进程,展现了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至少在科学技术等领域。当前全球化的推动力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指向如何更好地通过技术控制住疾病、气候变化和实现军备控制等等。

  彭大伟:我此前采访马丁·雅克先生时,他曾说,要想理解中国抗疫,西方最好去读一读孔子。西方是否应从中国的做法中获得借鉴?

  阿尔布劳:在某种程度上,是的。我将儒家伦理视作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我认为与儒家相关的若干实践,尤其是强调读古书、通过教育提升社会地位等,至今仍对中国社会具有十分深刻影响的因素。西方不应忘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之上的。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传统中关于一个人应当通过知识和教育提升自身社会地位的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推动教育运动的政党,与纯粹的经济因素相比,它更重视文化价值、伦理因素。

  西方理应理解中国传统中的这一关键思想。这意味着,当应对新冠大流行这样的灾难时,国家做的是去唤起社会价值中广泛的共识。中国的执政党从中国传统中汲取了治理智慧。在这一意义上,我赞同马丁·雅克所说,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社会秩序所具备的历史基础。

  我想补充的是,除了历史传统外,中国共产党还从中央层级提供了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基于此,中国的中央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更加深入,也更有效率,尤其是借助现代技术的帮助后,这方面的管理效率之高(与西方相比)就更加突出。甚至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这样的社会管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疫情下,中国的表现和西方就有了巨大的差别。

  彭大伟:您认为中国能真正实现和平崛起吗?

  阿尔布劳: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其立论建立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之上。但我并不真正相信这一理论,这是因为我认为不同文化可以共存,而且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共存,并相互交流。不同文化之间或许会出现争端,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共存,共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至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与其说关注文化领域的现实,不如说更侧重于战略领域的现实。“修昔底德陷阱”关注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即“如果在一个单一世界里,有两方争夺主导权。那么要想避免爆发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将变得十分艰难”。与文明的冲突相比,我认为第二种情景对世界构成更加真实的风险和威胁。

  我并不认为我们未来一定会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只要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上述全球融合的领域,聚焦我们的共同之处,这就包括全球化的生活方式,一切能够将我们凝聚在一起的文化成果。我认为这将胜过那些持续希望向外扩张、挑动冲突的群体和组织的影响力。

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资料图:中欧班列长安号跨里海、黑海班列首发。 西安国际港务区供图

  我更加担忧的是,由于某些偶然事件所引发的冲突和争端,例如人工智能的崛起,或是新型武器的发展。这是因为它们很容易就会发展到全自动的水平。各国在争夺新型武器的过程中也会卷入争斗。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风险,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到这一风险。换言之,最大的风险不是地缘战略问题,而是新技术带来的后果。

  彭大伟:假如真的要迎来“亚洲世纪”,西方已经准备好接受这样一个世纪了吗?西方会乐见亚洲成为世界中心吗?

  阿尔布劳:我们所谈论的这个“西方”,其影响力目前看上去覆盖了世界的绝大多数地方,但“西方”绝对是在通向一个更加碎片化的方向。“西方”不会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视作一个整体。的确,美国总统拜登正在试图构建某种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联盟”,而这种做法已经近乎可笑了,因为拜登基本上是在邀请所有“不喜欢中国的国家”加入其中,而并不计较这些国家到底持什么政策、拥有什么政体。

  我认为,“统一的西方”这样的概念已经过时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领导力如今在国际机制和国际组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机制和组织聚焦于全球共同的目标,聚焦于务实的项目、为全世界树立榜样,正如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太阳能发电等诸多领域所做的那样。

  中国不仅拥有作出重大决策所需的资源和政治体制,更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且将其付诸实施。这是中国相比世界其它国家所具有的一项比较优势。

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资料图:一处光伏基地。孙睿 摄

  彭大伟:您对中国推进实现共同富裕有何看法?

  阿尔布劳:中国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案例十分引人入胜。50年前,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被称为“福利国家”的要素。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共福利持续得到增长。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

  因此中国是具备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的。中国人口数量众多,且十分勤劳。与此同时,中国的政府明白应该经常地引导富裕群体去帮助那些在经济生活中不够成功的人群。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仅通过勤劳是不足以创造财富的,还需要有竞争。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智慧,将竞争放在一个符合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水平上加以管理。

  彭大伟:过去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您对中国这十年的发展有何看法?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阿尔布劳:过去十年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更加广泛地代表了道德、社会和伦理层面的价值,更好地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ence)。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更好地胜任这一角色,且这一角色越来越得到普遍的接受,正如近十年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中国的)未来看上去是十分充满希望的。(完)

   编者按:访谈全文收录在阿尔布劳新著《中国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探讨共同的价值与目标》(伦敦:环球世纪出版社,2021年版),并在2022年伦敦国际书展面向全球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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